【特写】“新”富士康回来了

界面新闻记者 | 方诗琪
界面新闻编辑 | 文姝琪

9月10日凌晨，苹果秋季发布会即将举行，届时备受关注的iPhone16系列也将面世。

半个地球之外的富士康郑州工厂，早在几个月前，就开始为iPhone16的顺利市售忙活了起来。

按照惯例，苹果会在每年9月上旬发布iPhone新机，9月中旬正式出货。倒推到生产环节，iPhone的试产（NPI）期一般在5、6月，7月至8月逐渐进入量产期。

富士康郑州工厂承担了iPhone绝大部分的产能。因此，每年的8月份，是富士康郑州工厂一年之中最忙碌的时候，招工需求也最为旺盛。

公众对富士康的认知，似乎限于“苹果代工厂”这个标签。7月下旬的一纸协议将富士康再次推到聚光灯下，这次富士康讲了一些新故事。

7月23日，富士康与河南省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斥资10亿元在郑州投资建设新事业总部大楼，用于支持富士康在大陆地区实施“3+3”战略。

“3+3”是2020年6月鸿海集团明确提出的战略，即以“电动车、数字健康、机器人”三大新兴产业，“人工智能、半导体、新世代移动通信”三项新技术领域为发展重点。

很少有代工厂像富士康这样充满话题性。官宣之后，有关苹果订单从印度回流中国大陆、郑州富士康正在大规模招工的传言引爆了舆论场。

对于这一轮外界传言，富士康依旧保持沉默，向界面新闻记者表示“不予置评”。

流言愈演愈烈，8月23日，富士康母公司鸿海集团董事长刘扬伟不得不出面回应，“我们一直没有离开河南，河南是我们在中国大陆最大的厂区。鸿海没有要撤离河南，这么大的厂区不可能说撤就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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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变化的感知，那些依赖富士康谋生的人尤为敏锐。

王明从事富士康及周边厂商的普工招募已有近十年，他是河南人，属于郑州富士康建厂后的首批工人。从富士康出来后，他与几个工友创办了现在的劳务派遣公司。

为应对生产旺季，富士康会阶段性用高工价招募普工，比较特别的是，富士康的普工招募仅通过劳务中介及内部员工推荐。

王明的公司位于豫康新城，这是富士康郑州园区的配套生活区。除了餐馆，就属劳务中介机构的门店最多。时值招工旺季，狭小的门店内挤满了等候的求职者。在中介带他们去报道前，他们需要下载富士康招聘软件，先在线上完成AI面试和手眼敏捷测试。

不大的门店内，还得见缝插针地把被褥、日用品放好。当地的中介机构竞争激烈，为招徕求职者各出奇招，这些东西是免费赠送，方便外地的求职者直接拎包进厂。

“传言有实有虚，但都很难证明苹果产能回流，”王明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在招工旺季，两周进厂5万人很正常。8月上旬，富士康郑州港区A事业群日均入厂2000至4000人。最近淡一些，日均入厂一两千人。”

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刘西，他也是在富士康工作几年后，离职创办了自己的劳务派遣公司，目前是个饶有粉丝量的富士康求职博主。据刘西观察，就现阶段而言，普工招聘规模与往年并无太大变化，招工饱和度稍慢一些，也没出现所谓的苹果产能回流致大规模招工情况。即将发布的iPhone16，市场反响也很重要——如果卖得好，招工旺季有望持续到10月底。

王明和刘西都有两部工作手机、上百个微信群组，和他们的对话多次被工作消息打断。譬如，指导求职者如何应对体检、换到心仪部门、调换宿舍……临走前，王明还在指导一名已入职富士康的工人，教他怎么找关系换岗。

富士康在郑州有三个厂区，只有航空港区的A事业群负责生产组装iPhone产品，其他两个厂区主要生产手机后壳等。

老袁在A事业群干了十多年，见证了这个厂区的变化。据老袁回忆，在巅峰时期，A事业群创下过单日入厂人数过万的记录，当时厂区的员工人数超过30万。不过，随着厂区自动化程度提升、iPhone订单减少等，淡季厂内员工仅有约10万人。即便在今年的用工高峰期，可能最多也只有20万人。

多名富士康员工告诉界面新闻记者，整体看8月的工作情况，在iPhone15等旧产品产线工作的工人加班多，一天最多工作10.5个小时。但新产品产线还在产能爬坡中，整个8月都没怎么加过班。

严格意义上说，今年富士康郑州工厂也称不上“高价招人”。

“富士康的普工工价是波动的，缺人了就会调高些。工价一般会在8月下旬到顶，这段时间学生工准备开学，会有用工缺口。”刘西介绍道。

今年8月下旬，A事业群返费最高8500元，小时工最高时薪是27元。刘西认为这只是“正常水平”，没有惊喜也没有惊吓。去年小时工工资是28元/小时，返费最高8000元。真正的高价在2022年11月，那时候为了保证疫情期间的正常生产，小时工工资有30元/小时，返费最高1万元。

为观察今年的招工情况，8月上旬的一天，界面新闻记者分别在早上、下午两个时间段前往富士康港区招募中心。这是今年港区A事业群普工的唯一招募点。

富士康港区招募中心由几栋增高的厂房连片构成，外观以蓝白色调为主，厂房外悬挂着“是人才、您就来”的大幅标语。仅有一个入口，两名工作人员负责查验进入者身份，只有通过线上面试者才能进入。

为防窥探，出入口两侧的人行道被长达数百米的铁马围住，且禁止拍照摄像，有专职人员在周围巡视。

进入后，求职者先在行李存放处放好行李，再按照流程面试、体检，通过者拿了行李直接坐大巴车去宿舍。整个招聘流程在园区内实现了闭环管理。

从大门到体检点，长达数百米，一路顺畅，少有排队情况。一名富士康工作人员告诉界面新闻记者，一般下午人流量会相对多点，今年人不算多，往年求职者可以从中心排到大门外。

附近商贩也坦言，自2022年后，富士康郑州厂区的员工正在减少。今年的旺季没有预想中旺，他们的生意反而更难做了。

陈姐在富士康园区附近经营着一家小餐馆，今年是她开业七年以来生意最差的一年，即便在旺季，一天的流水也只有300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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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回溯到2010年，当时富士康被深圳工厂员工连跳事件搞得焦头烂额，在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顺势将核心业务之一的苹果手机整机生产项目内迁到郑州。

为了能“抢”到富士康，郑州以极优惠的条件，将航空港区毗邻新郑机场的一处超大地块提供给富士康，约10平方公里，是富士康龙华园区的4倍大。

这块地原本是一片郁葱的农田和枣园，如今还依旧保留着“枣园”的地名。“你现在看到的住宅、商场、工厂都是富士康来了之后建的，住在市区的人基本不会过来，太偏僻了。”当地出租车司机回忆道。

谁能料想到，仅用5年时间，郑州便跻身为名副其实的“iPhone之城”。

2010年至2016年间，郑州富士康累计生产超4.6亿部iPhone，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iPhone生产组装基地，贡献了四五成iPhone产能。

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大省，很长一段时期，河南经济的外向度一直处于低迷状态。据郑州海关统计，2010年上半年，河南省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77.1亿美元，其中出口46.5亿美元。而同时期富士康深圳龙华园区的出口额高达480亿美元，河南全省的外贸出口额都远比不上富士康一个厂区的。

富士康郑州厂区投产后，局面出现大逆转。

投产当年，河南的外贸排名在中部六省份中冲到首位。次年，河南省的机电产品出口额增加到84.09亿美元，增幅高达226.8%。

2010年至2023年，郑州外贸进出口额增长了近17倍，富士康功不可没。今年6月，《河南日报》报道称，建厂以来，郑州富士康累计进出口额约占河南省进出口总额的60%、郑州市的80%。

然而，近年来受疫情、地缘政治因素影响，苹果要求它的供应链企业将产能从中国分散转移至全球其他地区，富士康的去留问题也成为关注焦点。

“富士康加速撤离中国大陆”“富士康重仓转移至越南、印度等地”的话题时常见诸报端，很少有制造业企业像富士康这样充满话题性。

今年一季度，河南手机出口量为665万部，断崖式下滑60.7%，直接导致一季度河南出口额大跌23%，似乎坐实了富士康这回是真在撤离——在2018年巅峰时期，河南全年手机出口量有1.26亿部。

与此同时，在半个地球之外的印度城市班加罗尔，一座新的“iPhone之城”正在酝酿中，鸿海集团计划在这儿新建一个最高可容纳10万人的新厂房。

班加罗尔有印度“硅谷”之称，是外国高科技企业在印度的首选地之一，IBM、微软、谷歌等都将区域业务中心设在此地。

历史上，富士康曾有过几次重要的产能迁移。

从上世纪80年代从台湾到深圳建厂，到2000年代内迁至中国内陆城市，再到如今向东南亚、南亚等地区转移。

资本总是逐利的，特别是利润率相对低的代工制造企业，永远在寻找更低廉的土地、劳动力和成本。随着国内人工费用的提高，制造业面临转型升级，富士康选择将郑州工厂的部分iPhone产能转移到印度。

虽然中美贸易摩擦是一个加速器，但这种趋势在此之前就开始了。

早在2017年，富士康就开始在印度尝试生产iPhone，不过生产的是iPhone SE系列的低端机型。

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后，苹果加速推动供应链的多元化。这一背景下，富士康加大对印度的投入，2019年在印度Sunguvarchatram设厂，生产当时已上市一年的iPhone XR。

此前，印度仅生产组装iPhone旧机型。由于印度本土苹果供应链还处于发育阶段，大部分零部件依赖从中国进口，在iPhone 14之前，印度的生产进程至少落后中国半年以上，通常新机发布后才开始生产。

但目前，两地工厂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

2023年iPhone 15系列量产时，富士康印度工厂几乎与中国工厂同时生产最新的iPhone机型，出货时间仅晚于中国几周，不过印度工厂当时只生产iPhone 15和iPhone 15 Plus入门机型。

对于印度制造而言，一个里程碑的时刻是，苹果首次在发布会当天销售印度制造的iPhone 15。当天，Sunguvarchatram厂区的印度工人为首批出货的新机型举行了法会。在一辆装满新手机的卡车前，工人们将镶有花环的印度教诸神的照片放在车前，点香、供奉香蕉用以祈祷。最后，一名工人把一个南瓜和一个椰子砸在地上。

去年底，鸿海集团宣布，其印度子公司将扩建厂房，预计投入500亿新台币。外界猜测，此举是为在印度工厂进行iPhone 16系列的NPI做准备。

NPI是将苹果新产品从概念阶段引导至量产的关键生产环节，对供应链的要求极高。这也是iPhone历史上首次在中国大陆以外地区做NPI，而在2023年以前，苹果在中国完成NPI后，才将产能转移到印度。

近期，富士康被曝在印度制造iPhone 16 Pro和Pro Max，这也是印度首次生产iPhone高端机型。

在苹果产品的代工环节，iPhone高端机型的价值最高、利润颇丰，但生产难度也最大，对本地供应链丰富度要求极高。以往，一向由郑州富士康负责iPhone Pro、iPhone Max系列高端机型的生产组装。

据《财经》援引知情人士消息，富士康在印度主要负责生产iPhone的是金奈（Chennai）园区，2022年仅有3条产线，2023年扩充至6条。今年的规划是扩建至8条，每条产线日产能约1.2万台。而郑州富士康的iPhone产线有38条，约是印度工厂的5倍。

产能方面，去年印度的iPhone产能份额约为12%。根据多家机构预测，到2025年印度的iPhone产能将增加到20%至25%。不过，就目前进度来看，要实现这一目标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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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在中国被宠坏了，印度除了劳动力，其他的一切都很贵。”一位驻印度工厂援助的中国富士康工程师如此说道。

客观而言，印度供应链整体质量仍与中国有“壁”的差距，电子产品所需的集成电路、LED等零配件和原材料高度依赖从中国进口，印度工厂的成本和不稳定风险会更高。

此外，富士康印度工厂还面临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电力短缺、员工旷工率高、劳资纠纷加剧等难题。

眼下是iPhone16生产旺季，印度却在遭遇一场持续数月之久的极端高温天气。富士康被印度政府要求削减北部组装厂30%的用电量，iPhone16的生产节奏想必会受到影响。

苹果对今年搭载了更多AI功能的iPhone16系列期待很高，出货量也调高到9000万至1亿台，比iPhone 15系列同期提高了10%。业界认为，为了求稳保供应，苹果今年可能会将更多订单交给郑州富士康负责。

短期内，印度制造还无法超越中国制造。苹果CEO库克曾坦言，中国拥有着全世界数量最为庞大的工程师和技工群体，这是中国难以被取代的原因。

对于一心想寻找劳动成本洼地的富士康，印度无疑是一片沃土。如今，富士康在印度拥有约4.8万名员工。和中国不同，富士康印度工厂的装配线工人以18岁至30岁的年轻女性为主，女性工人约占七成，男性员工仅占三成。

富士康为这些工人提供免费食宿，他们每月工资约200美元，大致相当于印度的人均GDP水平。

但劳动力的质量与工作文化远比想象中更重要。

为了让印度工厂尽快达到中国工厂的标准，富士康去年开始派遣更多中国员工到印度监督运营及培训。

然而，这是个充满挑战的过程。这些被派遣的中国员工几乎不懂英语，更多只能依赖翻译软件和肢体语言沟通。而印度工厂与中国工厂几乎一模一样，部分从中国采购的机器甚至只有中文说明书和按钮。

更让富士康感到冲击的是，印度工人推崇8小时工作制和特有的茶歇休息时间。“你刚刚坐稳座位，休息时间就到了，”一名富士康印度工厂高级经理感慨道，“印度工人的请假频率很高，请假理由是他们认为有必要的，例如照顾生病的家庭成员、经期对女性不吉等，开会也经常迟到。”

去年2月，在苹果、富士康和其他公司的游说下，印度卡纳塔克邦放宽了劳动法，允许12小时轮班制。然而，在印度工会和其他活动团体的抗议下，这一计划被搁置了。

在中文互联网，长期流传着印度产iPhone良率仅50%的说法。8月23日，刘扬伟回应道，“印度制造与中国大陆制造的没有什么差别。如果只有50%，我早就撤了，我不撤，客户都叫我撤了。”

不过，据《财经》报道，富士康印度工厂的产品良率仍远低于郑州工厂的98%以上。

在iPhone16发布前的备货期，这场游移于中印两国的产能之争进入到白热化阶段。

坊间传言，因为印度产iPhone良率低，今年部分iPhone产能会回流到郑州。随即，郑州工厂两周进厂5万人、富士康高价招工等话题也在网络走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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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战略是富士康——更准确地说，是其母公司鸿海集团寻求转型，试图找到新增长点的策略。

鸿海集团由郭台铭于1974年创立，最初靠生产黑白电视机旋钮起家，逐渐发展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代工服务商，业务涵盖电子制造、工业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半导体等领域。

据界面新闻记者不完全统计，近十年，鸿海集团以鸿海精密工业股份公司为核心，对旗下数百家公司分拆合并及对外投资并购，已有至少22家上市子公司，如工业富联、富智康、群创光电、夏普等，分散在A股、日股、港股、台股市场。

更确切地说，富士康是鸿海集团在中国大陆投资的子公司，主要负责苹果产品组装业务。

目前，富士康是苹果最大的代工厂。TrendForce数据显示，70%的iPhone 15系列由富士康负责生产组装。

尽管富士康每年为苹果代工创造的收入以千亿计，但代工厂处于产业链底端，利润微薄。

鸿海精密财报显示，近十年间，公司的净利润率只有个位数，最高未超过3.5%，甚至有逐年下滑的趋势。

即便如此，苹果代工赛道的竞争仍异常激烈，近年来立讯精密逐渐成为富士康的挑战者。

自2021年首次代工iPhone13后，立讯精密一跃成为iPhone的第二大代工厂商，它同时也是苹果最大的无线耳机和智能手表代工厂商。去年，立讯精密已成功从富士康手中夺得顶级机型iPhone 15 Pro Max 30%的生产份额。

消费电子代工业务是鸿海集团的支柱业务，贡献了集团过半营收。在消费电子领域，除富士康为苹果代工外，鸿海系还有两家重要的上市公司，分别是富智康集团和工业富联。

其中，富智康集团主要负责非苹果手机组装业务，比如为华为、小米、一加、索尼等品牌代工。过去几年，业绩始终疲弱，毛利率也仅有1.5%左右。2024年上半年营收为18.96亿美元，同比下降29.2%。

工业富联是鸿海集团将消费电子零部件、服务器代工等业务打包注入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英伟达AI服务器核心供应商，工业富联约占全球AI服务器组装份额的4至5成。今年上半年，工业富联的归母净利润达87.4亿元，其中AI服务器是业绩增长重要驱动力，收入同比增长超230%，被多家机构看好。

富智康和工业富联业绩的一凉一热，也反映了鸿海集团面临的现实问题，即消费电子代工是基本盘，但不赚钱，也无法创造更多增量。

鸿海集团二季报也体现了这点，主营产品中，仅有消费智能产品收入与去年同期持平，云端网络、电脑终端、元件和其他产品均有明显增长。

为了寻找新增长动能，2020年6月，鸿海集团明确提出聚焦“3+3”战略产业转化落地。2023年4月，富士康在郑州揭牌了新事业总部，宣布将深耕河南。当时，刘扬伟出席了揭牌仪式，并称将在未来5到10年内，在河南“再造一个‘新富士康’”。

随后，富士康在郑州接连成立两家公司，用于统筹新能源车业务。其中，2023年6月成立的富士康新事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亿元，已实缴注册资本，另一家公司注册资本5亿元，尚未实缴。

另一个富士康加大对河南投入的信号即文中开头所述，7月下旬富士康与河南省政府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

该项目一期选址在郑东新区，建筑面积约700公亩。此外，富士康还计划在郑州航空港区重点布局新能源试制中心、固态电池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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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富士康”是否有实质性进展？8月上旬，界面新闻记者也实探了富士康新事业总部大楼及新能源试制中心建设近况。

目前，富士康新事业总部过渡办公地在中原科技城孵化基地，挂牌楼层为9楼、10楼。但实际仅使用10楼办公室，规模较小，9楼办公室暂未开发。

马路对面是富士康待建成的新事业总部大楼，一期分为南、北两处地块，均被围挡遮蔽。从高处眺望，南地块已平整土地，铺有绿网。北地块尚未动工，还留存着不少附近居民种植的蔬果、废弃的游乐设施。

富士康新事业总部建设现状，图左为一期北地块，图右为一期南地块。（界面新闻记者摄）

当地居民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富士康新事业总部大楼所在的地理位置极为优越，周边的高科技企业、金融机构云集，又紧邻龙湖中环路、中州大道等交通要道。

能拿到这里的地块，足以代表郑州对富士康的看重。

有趣的是，距今14年前，郭台铭在参观了未来的富士康郑州园区所在地后，被当地官员带去参观了郑东新区，这是郑州寄予厚望的新区CBD。没想到，若干年后富士康新事业总部大楼会坐落于此。

而富士康在造车这条产业线上的想法，最早可追溯到2005年。当年，鸿海集团通过收购向福特、裕隆汽车等厂商提供汽车线束的安泰电业，正式进军汽车领域，并成立汽车事业部。

多年以来，鸿海集团一直为特斯拉、宝马、奔驰等车企提供电子仪表盘、印刷电路板及塑料部件等。2020年，鸿海集团不满足于做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宣布与裕隆汽车合资成立鸿华先进公司，涉足整车代工生产领域。

2021年至2022年，鸿海集团接连发布Model B、Model V、Model E、Model T、Model C等5款新车。其中，有实质性进展的是Model C，这是鸿华先进开发的首款电动乘用车，官方称预购三小时订单突破1.5万辆。截至今年4月，Model C已下线超过700辆交付给用户，还将大量交付。

另据鸿海集团透露，电动大巴MODEL T已在台湾多个县市上路，MODEL B则预计自今年第四季开始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