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吕之乱”的真相

摘要： ...

“诸吕之乱”的真实经过

吕太后去世，留下了年幼的少帝刘弘，由吕氏一族辅佐。一方面，身在长安的齐王之弟刘章与刘兴居认为，这是让自己兄长登上帝位的绝好机会，于是让齐王以吕氏一族要发动叛乱为由举兵。也就是说，齐王兄弟从一开始就打算清除吕氏一族，乃至于废黜少帝刘弘。另一方面，当时吕禄作为上将军统率北军，吕产作为相国统率南军，故大臣们几乎没有实权。大臣们虽经常伺机从吕氏一族手中夺回权力，但并没有具体计划，在如何对待少帝刘弘的问题上也不一致。此时发生的齐王举兵与灌婴出征，是大臣们重获权力的大好时机。掌握军队的灌婴在抵达荥阳后，派人与周勃商讨，其结果是身在长安的大臣们以清除吕氏一族为条件，令齐王撤兵。

长安的大臣们让与吕禄关系密切的郦寄说服吕禄主动让出权力。然而，在等待结果时，郎中令贾寿的使者来到吕产处，告诉他灌婴已驻军荣阳的消息，并催促吕产迅速进入未央宫。碰巧在场的御史大夫曹窋与齐王一系是旧交，于是急忙向周勃报告此事，试图阻止吕产入宫。周勃从吕禄手中骗取北军将军印，接管了北军，并通过御史大夫曹窋命令未央宫卫尉不得让吕产进入殿门。不过，未央宫卫尉是吕太后任命的，不敢保证他不与吕氏一族勾连。因此，周勃派憎恨吕氏一族的刘章前往，以确保阻止吕产入殿，而刘章在没有周勃命令的情况下擅自杀死了吕产与吕更始。在以帝位为目标的刘章兄弟看来，这样做理所当然。因为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让兄长登上帝位，故必须废黜少帝刘弘，而在此之前的首要任务是诛杀辅佐少帝的吕氏一族。从大臣们的角度来看，刘章的行动则导致了从未预想过的重大事件，不仅吕氏一族及其亲信被杀，甚至连少帝刘弘都必须处死。这是因为，在大臣们看来，如果没有少帝刘弘的同意就擅自杀害其祖母一族，少帝成年后定会清算此事。

如上所见，大臣们与齐王兄弟在互相牵制的同时，也互相利用对方的行动，试图使事件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结果，吕氏一族被诛杀，最终连少帝刘弘及其兄弟也都必须被处死。事件的发展对大臣们与齐王兄弟双方而言，有着不同的意义，结果也出乎双方的预料。齐王没能当成皇帝，作为最大功臣的周勃也没能长久掌权，不得不就任封国。

通过探明“诸吕之乱”中大臣们与齐王兄弟的关系，可以看出汉初权力结构的以下几点事实。对吕氏一族而言，其作为外戚的权力基础是与少帝刘弘的亲戚关系。只要少帝刘弘是皇帝，就可以确保吕氏一族的地位与权力。因此吕氏一族的最大目标是保证少帝刘弘的地位，取代刘氏称帝并不是吕氏一族的目标。然而作为外戚，为了保护年幼的皇帝，必须执掌大权。为此，吕氏一族成了诸侯王与大臣们的攻击对象，原因在于吕氏一族掌握着齐王追求的帝位与大臣们追求的权力。对大臣们而言，他们打算清除吕氏势力，同时遏制诸侯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大臣们的目标是夺回实权，并不一定希望诛杀吕氏一族和皇帝。因为无论哪位诸侯王登上帝位， 都会重用自己的亲信，大臣们还是有可能被排除在外。对齐王而言，只有废黜少帝，自己才有可能成为皇帝，而在废黜少帝之前，要先清除吕氏一族，这正是刘章诛杀吕氏一族的原因。结果，大臣们不得不废杀少帝。由此来看，大臣们与齐王兄弟在清除吕氏势力这点上一致，但是否要诛杀吕氏一族及是否要废立皇帝，双方存在冲突。

“诸吕之乱”正当化的理由

如上所述，所谓“诸吕之乱”并非吕氏一族引发的“乱”，而是朝堂大臣与齐王兄弟发动的政变，因此不如叫作“诛吕之乱”。但是，即使是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诸吕作“乱”的说法依然属于定论。那么，事件真相为何一直被掩盖？此外，诛杀吕氏一族与杀死少帝刘弘之事又怎样实现了正当化？

首先，来看齐王兄弟。事件发生后，他们不仅没能达到目的，文帝也知晓了他们举兵是为了称帝，于是大臣们许诺给刘章兄弟的分封赵、梁二国一事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分割齐国两郡，分别作为刘章与刘兴居的封国。原来的齐国被一分为三，对此，齐王兄弟自然心怀不满。然而作为引发事件的罪魁祸首，他们无法主张“诸吕之乱”是虚构的。如果“诸吕之乱”是假的，齐王兄弟就会失去举兵的正当性，甚至危及政治地位。

其次，就大臣们而言，强臣周勃、陈平和灌婴参与了清除吕氏一族与废立皇帝的行动，因此必须使自己在“诸吕之乱”中的行动正当化。其中，立场最为艰难的是周勃。正如后文考察的那样，周勃作为事件的中心人物受到文帝的防范，甚至被下狱。但即便如此，周勃也无法说出事件的真相。他如果表明当初没有诛杀吕氏一族、更换皇帝的意图，那也就是承认没有迎立文帝的意图，自然会引起文帝的不满。因此，周勃不得不从一开始就声明诛杀吕氏一族与废立皇帝的正当性。可以认为，其他大臣也或多或少与周勃同一立场。

最后，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文帝。文帝以代王身份进入长安时，少帝刘弘仍在位。诛杀吕氏一族自不必说，如果不将另立皇帝的行为正当化，文帝即位的合法性也就不复存在。因此，文帝也在寻求正当性。这一点可以从文帝颁下的一封诏书中看出。《史记》卷十《孝文本纪》载，文帝在即位当晚下诏云：

间者诸吕用事擅权，谋为大逆，欲以危刘氏宗庙，赖将相列侯宗室大臣诛之，皆伏其辜。

此时对吕氏一族罪行的描述还很模糊，而在4天后下达的诏书中，则出现了不符合事实的歪曲：

吕产自置为相国，吕禄为上将军，擅矫遣灌将军婴将兵击齐，欲代刘氏……大尉身率襄平侯通持节承诏入北军。

尽管是吕太后死前任命吕产为相国、吕禄为上将军，文帝却断定是吕产和吕禄自封官职。此后，这一自我任命说成为定论，《史记》卷二十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与《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均未记载吕产就任相国。另外，皇帝年幼，尽管掌管国务的吕禄与吕产是站在应对齐王叛乱的立场上行动的，但文帝还是认定二人“欲代刘氏”。并且，从吕禄处骗取北军军权时，是襄平侯纪通擅自拿出皇帝的符节，假称是皇帝的命令让周勃进入北军，但文帝故意将该行动解释为“持节承诏”。就这样，文帝伪造了吕氏一族的罪行并公之于众，同时尽可能美化了大臣的行动。这样，平定“诸吕之乱”一事依托大臣与齐王兄弟的证词，最终被文帝正当化，成为定论。这里应当强调的是，文帝之后的皇帝都是文帝一脉，为了维护自己帝位的合法性，也不可能揭示“诸吕之乱”的真相。不过，在对该事件加以正当化之外，作为新皇帝的文帝内心时常对该事件及自己在该事件中所处的复杂立场抱有强烈恐惧。《史记》卷二十五《律书》载：

会吕氏之乱，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误居正位，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

这则史料往往被解释为文帝谦虚，为自己能力不足、不能管理好国家而忧心仲仲。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解释为这正是文帝害怕自己成为第二个少帝的真实想法。文帝是残酷的“诸吕之乱”的最大受益者。同时，在继承帝位的过程中，他也深切感受到了大臣与诸侯王的可怕。因此，文帝一定时常心怀恐惧，对能否保住帝位深感不安。

（《诛吕：“诸吕之乱”的真相与吕太后时期的权力结构》，郭茵著，陆帅、赵壮译，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24年10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