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建储”与“宣仁之诬”

摘要： ...

一

元丰八年三月五日，北宋“大有为之君”神宗赵頊崩于福宁殿。同日，宰相王珪宣读遗制，皇太子赵煦于柩前即位，是为哲宗，但哲宗虚龄仅十岁，按照遗制，“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应军国事并太皇太后权同处分，依章献明肃皇后故事”，意即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太皇太后谥曰宣仁圣烈，称宣仁太后。

“先帝与子”、“太母立孙”，（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卷四百二十七，第10315页，以下凡引自该书，只标明卷数及页码）看起来都顺理成章，但是，无论是赵煦被立为皇太子，还是随后即位为皇帝，无一不充满谜团，后来，还陆续衍生出“宣仁之诬”、“车盖亭诗案”、“同文馆狱”等一系列宋史疑案，千百年来，聚讼纷纭，却始终莫衷一是。

宋神宗

“宣仁之诬”与“车盖亭诗案”的实质，是太皇太后与宰相蔡确对于“定策之功”的争夺，“同文馆狱”则是前二者的余绪。一般认为，“宣仁之诬”是由蔡确的追随者炮制的，他们指责宣仁太后有意立自己所生的另一个儿子，即神宗的弟弟、时封雍王赵颢，而不是自己的孙子，也就是神宗之子、哲宗赵煦。

换言之，蔡确及其追随者鼓吹自己对哲宗有“定策之功”，与此同时，他们不仅要否认宣仁太后的“定策之功”，还转而“诬陷”宣仁太后有意改立雍王赵颢。“车盖亭诗案”就是宣仁太后为遏制和打压蔡确及其追随者这一潜在企图而顺势制造的另一起恶性事件。

有关“宣仁之诬”等，前贤论述颇丰，吴铮强教授新著《官家的心事》，“通过梳理历史叙述层累的过程还原政局演变的基本脉络”，是探讨这一问题的最新成果。他认为，“由赵颢继位其实根本不会成为高太后真正追求的目标，却是她要挟向皇后及神宗的完美工具”，“高太后与向皇后的垂帘之争才是当时宫廷斗争潜藏的核心问题”。（吴铮强：《官家的心事：宋朝宫廷政治三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9月，第230页）

在北宋晚期日益酷烈的党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两宋之际国族沦丧的大背景下，政治立场的歧异与纷争始终无法调和，以至于官修神宗、哲宗两朝《实录》与《国史》中相关历史叙述迭经反复，每每近乎推倒重来，无论是革新派还是保守派，彼此都对客观事实极尽掩盖与涂抹之能事，历史真相湮没无闻。

另一方面，吴铮强相关讨论，是奠基于南宋史学家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抄录的史料”之上的，具体而言，集中在该书卷三百五十二。但南宋高宗以及昭慈圣献孟皇后作为宣仁太后政治遗产的继承者，对相关历史事实的盖棺论定，成为李焘编纂《续资治通鉴长编》时的某种“政治正确”，况且，李焘本人也倾向于元祐党人，“按元丰末建储事，诸家异说，绍兴史官既别加考定，专取元祐旧文，固得真实矣”。（卷三百五十一，第8411页）

事实上，“绍兴史官”范沖正是“元祐旧文”编修者之一范祖禹长子，“元祐旧文”代表的则是宣仁太后本人的意志和立场，由此可见，无论是“元祐旧文”还是“绍兴史官”，二者的历史叙述都是依附于宣仁太后的立场而有意建构的，这些都决定了仅仅“通过梳理历史叙述层累的过程还原政局演变的基本脉络”，难免有其局限性。

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吴铮强相关论述的基础上，尝试变换一种思路，暂时抛开各种立场先行的历史叙述，以“政治过程论”重构元丰末年神宗建储以及哲宗即位（史称“元丰末命”）的客观事实与经过，同时结合墓志铭、行状、神道碑所展现的人际网络，揭示“宣仁之诬”的另一种面相。

“所谓的‘政治过程论’，就是站在微观的角度确定政治现象是由什么样的人（主体），基于什么样的力量源泉，并通过何种过程而发生”。（平田茂树：《宋代政治结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正如吴铮强所言，“高太后与向皇后的垂帘之争才是当时宫廷斗争潜藏的核心问题”，“高太后与向皇后的垂帘听政之争是当时宫廷斗争的另一个焦点”，这一论断可以视作“元丰末命”这一“政治现象”的“主体”，彼此仰仗的“力量源泉”及其发生“过程”，就成为接下来讨论的重点。

二

事实上，神宗病情由来已久。《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始于元丰四年九月甲午（十一日）。是日，“上以疾不御殿”，但“乙未（次日，即十二日），御垂拱殿”，次日便恢复视朝，似乎有惊无险。（卷三百一十六，第7640页）

元丰七年秋九月辛亥（十四日），秋燕，按照北宋惯例，每年春、秋两季，皇帝都要在集英殿大宴百官。（卷三百四十八，第8359页）南宋大诗人、史学家陆游记录下当时的情形，“神祖方举酒，手缓，盏倾覆，酒霑御袍”。（陆游：《家世旧闻》，卷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91页；另见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1页）陆游的祖父陆佃时为给事中，是皇帝重要的侍从之臣，秋燕参与者之一，很可能亲眼目睹了这一重要时刻。

这一次，神宗再没有那么幸运。“癸丑（十六日），传宣閤门以服药未安，前后殿可权不视事”；“甲寅（十七日），复罢朝参三日”。很显然，神宗病情加剧，接连数日无法治国理政。或许预感到大限之期将至，他不得不未雨绸缪，“是岁，秋燕，上感疾，始有建储意”，立皇太子就成为当务之急。（卷三百五十，第8350页）

“戊午（二十一日），上疾愈”，神宗侥幸，又躲过一劫。或许，还有来自后宫的压力和阻力，总之，“建储”一事又暂时搁置。但好景不长，“元丰八年春正月戊戌（初三日），上寝疾”，神宗病情进一步恶化，“日昃”，黄昏时分，宰臣王珪率三省、枢密院长官由内东门入宫探视，在神宗寝殿福宁殿东寝阁见到了神宗。

神宗一病不起，并且彻底丧失语言功能。“上不能言，首肯之”，仅能以点头示意可否，神宗病入膏肓，情势急转直下，从初七日起，三省、枢密院长官“分宿本厅”，宰辅集团当时编制为七人，依次是宰相王珪、蔡确以及知枢密院事韩缜、门下侍郎章惇、中书侍郎张璪、尚书右丞李清臣、同知枢密院事安焘，尚书左丞阙而未补，换言之，宰辅集团全部留宿在各自的办公场所，以备不虞，但李清臣例外。

李清臣，字邦直，号淇水，今河北临西人，中皇祐五年进士第。“欧阳修见其文，大奇之，曰：‘苏轼之流也’”；“韩琦异焉，妻以其兄之子”；“乌台诗案”中，与苏轼有“唱和诗事”，李清臣也卷入其中，“第令赎金”。（晁补之：《济北晁先生鸡肋集》，卷六二，《资政殿大学士李公行状》，四部丛刊初编本）

元丰、元祐以及元符末年，是北宋中后期三次权力更迭以及国是丕变的重要时刻，分别酝酿了史上著名的“元祐更化”、“绍述新政”以及“建中之政”，李清臣恰好在这三个关键时期前后入主中枢，是以上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与见证者之一。

按照“分宿本厅”的安排，时为尚书右丞的李清臣，本该“寓尚书省”。元丰尚书省，在皇城西南角，东邻景灵宫，是由神宗亲自设计的，“（神宗）御笔亲制置一图出，元丰尚书省是也。既成，亲幸遍览，悉如初旨”。（王巩：《清虚杂著三编》，《甲申杂记》，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71页）修建尚书省新省，是神宗改北宋前期中书门下为三省制这一重要官制改革的题中之义，（卷三百四十一，第8211页）他对选址、设计和督造格外重视，特意安排亲信内侍宋用臣提举修造，另一位亲信内侍李宪以及文臣李承之分别从熙河路、汝州等地采买木材。

元丰六年八月辛卯（十八日），李清臣自吏部尚书除尚书右丞；十月庚子（二十八日），尚书新省落成。在此之前，尚书省“凡寓治四所”，不得不分散在四个地方办公，“一曰旧三司，为仆、丞都堂，而吏部、户部寓焉”，时为吏部尚书李清臣以及时任户部尚书安焘，与尚书左、右仆射王珪、蔡确以及尚书左、右丞蒲宗孟、王安礼被临时安排在旧三司办公。（庞元英：《文昌杂录》，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版，第3页）十一月庚申（十九日），是南郊祭天后恭谢万寿观的日子，“回幸尚书省”，在返程途中，神宗亲临尚书新省视察，当时，李清臣已经晋升为执政官，“除尚书右丞”。

神宗病危时，宰执们集体宿直，按照“分宿本厅”规定，李清臣理应宿于尚书省，但是，史有明文，“右丞李清臣寓门下省”。（卷三百五十一，第8404页）另外，元丰五年二月癸丑朔，神宗下诏，“门下、中书省执政官兼领尚书省者，先赴本省视事，退赴尚书省”，（卷三百二十三，第7775页）根据这一规定，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门下）侍中之职”，（脱脱：《宋史》，卷一六一，《职官一》，第3772页）对王珪而言，所谓“本省”即门下省，换言之，王珪也应该“寓门下省”，此外，同时“寓门下省”的，还包括门下侍郎章惇。

尽管“宿直”与“视事”不同，但是，根据相关规定，李清臣仍然应该“寓尚书省”，而非“寓门下省”。关键时刻，不循常理，既为“例外”，其中就必有缘故，从某种迹象来看，“李清臣寓门下省”，很可能与之后的“建储事”有关。

“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出公门下”，是李清臣门下士。崇宁元年正月己卯（二十三日），李清臣病逝，晁补之在李清臣诸子“考次事迹”的基础上，为李清臣撰写了《行状》：

神宗久不豫，执政入问。公行语门下侍郎章惇曰：“延安郡王何不来侍药？清臣将出白之。”惇曰：“未可，恐坏大事。”退集都堂，公又语章惇曰：“相公在此，门下侍郎何不早定议？”惇连问王珪曰：“如何？”珪徐曰：“上自有子，然需垂箔。”议既定，公复曰：“若临事有异者，鼎镬所不敢避也。”遽命取纸，书：“延安郡王为皇太子。”又取纸，书：“皇太后权同听军国事。”俱入禀。

元丰改制之后，“都堂”成为“三省长官聚议之所的法定名称”。北宋前期，元丰改制之前，中书门下办公之地称为“政事堂”。（田志光：《政事堂与都堂：宋代宰辅理政场域之演变》，《史学月刊》，2018年第7期）缘情析理，以当时的场景和情形推断，所谓“退集都堂”，或为误记，“李清臣寓门下省”，极有可能发生在李清臣“行语门下侍郎章惇”之后，真实情形，很可能是两人归“寓门下省”，进一步沟通和谋划，进而，章惇追问王珪以及二人之间的对话，同样发生在“门下省”，而非“都堂”。

一个可以作为旁证的事实是，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自此（庚子，即初五日）日惟一入”，从正月初五日起，宰执们每日仅一次入宫探视神宗病情，“执政入问”与“退集都堂”、“俱入禀”等绝无可能发生在同一日之内，由此可见，《行状》中的时空信息是含混不清的。

引文中，章惇所言“大事”，指的应该就是“建储事”，而王珪所说的“垂箔”则是“皇太后权同听军国事”，也就是垂帘听政。对于章惇等人而言，兄终弟及，换言之，立场保守的雍王赵颢继位是他们最不可能接受的，是必须阻止的头等大事，与此相比，宣仁太后垂帘听政则是可以妥协的。吴铮强教授在李焘记述的文本中得出同样的结论，但是，即所谓的“第一句”与“第二句”，（吴铮强：《官家的心事》，第234页）李焘的记载中，相关对话却发生在章惇、王珪与蔡确之间。

但不同的文本都表明，首相王珪是宣仁太后谋取垂帘听政最重要的拥护者之一，王珪还先后为宣仁太后曾祖父高琼、祖父高继勋撰写神道碑，宣仁太后有关言行也证实，“元丰末命”中，唯有王珪赢得宣仁太后的首肯，安焘很可能附和了王珪。

臣等辩曰：秘书省国史案文载太皇太后御崇政殿宣谕三省贬确事，七百十三字，甚详。其间云：“皇帝是神宗长子，子承父业，其分当然。昨神宗服药既久，曾因宰执等对时，吾以皇帝所写佛经宣示，其时众中止是首相王珪，因奏延安郡王当为皇太子，余人无语，安焘其时悉见。”（卷三百三十九，第8175页）

三

毫无疑问，《行状》中“俱入禀”的内容，即“元丰末建储事”，也就是“立延安郡王为皇太子”。只是前一日（二月癸巳，即二月二十九日），宰执们的集议场所并非“都堂”，而是“枢密院南厅”，这一重要细节，同样容易被忽略不计。

宰执们在“枢密院南厅集议”，而非原本的“都堂”，似乎也属于一种“例外”安排，以至于一个月后，四月丁丑（十四日），宣仁太后不得不下诏重申，“诏许枢密院依旧制开便门，与中书省相通，赴都堂议事”。（卷三百五十四，第8476页）元丰中，神宗“徙枢密院于中书省之西”，（卷三百四十一，第8211页）故而有此诏令。

韩缜时知枢密院事，安焘同知枢密院事。安焘，字厚卿，河南开封人，与韩缜五兄韩维游从甚密，今存《南阳集》，保留了韩维写给安焘的六首诗，涉及从游、送别等诸多主题，由此推断，安焘与韩缜之间，除了官场同僚之外，私下应该也往来密切。

哲宗即位，宣仁太后垂帘之后，安焘成为唯一长期留任的元丰顾命大臣，“自同知枢密院为知院，度越四人”，可谓连升四级，而且，打破常规，“直自门下侍郎处过送尚书省施行”， 此时门下侍郎正是司马光。（卷三百七十，第8949页）五月己酉（十七日），首相王珪“薨于位”，死于任上；五月戊午（二十六日），蔡确继任首相，韩缜则率先于同日拜相（不久，其兄韩维继司马光后为门下侍郎）；五月庚申（二十八日），蔡确接任山陵使，韩缜随即向宣仁太后揭发检举了蔡确觊觎“定策之功”的所谓“奸状”：

哲宗即位，拜尚书右仆射，与蔡确同秉政。缜素不平确与章惇、邢恕等谋诬罔宣仁，及确为神宗山陵使，缜于帘前具陈确奸状，由是，东朝与外廷备知之。（杜大圭：《名臣碑传琬琰集下》，卷二十，《韩太保缜传》，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1555页）

有宋一代，首重“祖宗之法”，宣仁太后拜韩缜为相，似乎就有悖于此。“盖韩缜为中书相，在五月二十六日也”，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引述吕本中《杂说》：

神宗上仙，王珪病薨，蔡确迁左仆射。宣仁问确：“右仆射阙，谁合做？”确对曰：“以即今班序论之，即知枢密院事韩缜合做。若以祖宗故事论之，则东厅参政合做。”东厅参政，即今门下侍郎章惇也。宣仁识确语意主惇，因曰：“且只依今班序。”于是锁院宣制，知枢密院韩缜迁右仆射。（卷三百五十六，第8520页）

韩缜拜相看似是因为宣仁太后看不惯章惇，而真实情况更有可能是对韩缜拥护自己垂帘听政的某种酬庸，而促成宣仁太后垂帘听政的关键一役，似乎就取决于“枢密院南厅集议”。

大概和王珪一样，韩缜、安焘都属于宣仁太后阵营，至少是宣仁太后垂帘听政的潜在支持者，而“约集议于枢密院南厅”，很可能就是由三省、枢密院最高长官王珪、韩缜二人联手主导并得以实施的。

绍圣间，“给事中叶祖治论缜垂帘之初，首登相位，交结张茂则、梁惟简，谄事司马光，持禄养交”，（杜大圭：《名臣碑传琬琰集下》，卷二十，《韩太保缜传》，第1558页）“韩缜在垂帘之初，首被擢用，位登宰相，中外皆以为缜是张茂则、梁惟简所引”，（卷四百八十七，第11572页）都间接证实了这一点。

张茂则、梁惟简是宣仁太后最为信赖的两名内侍，张茂则更直接促成了宣仁太后垂帘一事，并在宣仁太后垂帘之后，升任“两省（内侍省、入内内侍省）都都知”，可谓一时无两。元丰末，张茂则、梁惟简成为宣仁太后联络外廷臣僚的关键人物，是宣仁太后最可靠的代言人，况且，张茂则掌管的入内内侍省本身就有信息通进职能。

宣仁太后垂帘之初，“遣内侍梁惟简劳（司马）光，问所当先者”，（卷三百五十三，第8465页）况且，张茂则与司马光之间已是老相识。“熙宁初，（张茂则）同司马光相视恩、冀、深、瀛四州生堤及六塔、二股河利害，进入内都知”。（脱脱：《宋史》，卷四百六十七，《张茂则传》，第13641页）后来，新党人士指责，“司马光、刘挚、吕大防等”，“交通中人张茂则、梁惟简、陈衍之徒，躐取高位”，“尽变先帝已成之法”。（卷四百九十五，第11773页）司马光拜相之后，也违例对“张茂则之子巽为閤门使”网开一面。（王铚：《默记》，卷中，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页）此外，绍圣四年，中书舍人蹇序辰进言，安焘依附文彦博、司马光，同样“内结张茂则，与之表里”。（黄以周：《续资治通鉴拾补》，卷十四，第559页）

无论是“元丰末命”，还是其后的“元祐更化”，宣仁太后所依靠的政治势力，无不与熙宁、元丰年间逐渐形成的另一“文化中心”——洛阳有关，（葛兆光：《洛阳与汴梁：文化重心与政治重心的分离》，《历史研究》，2000年第五期）由富弼、文彦博、司马光、范纯仁、王拱辰、冯行己、程珦等人结成的“耆英诸会”及其外围成员就成为其中的骨干，同一时期，韩维为西京（即洛阳）留守，与司马光等人诗酒唱和，往来不断。（周扬波：《洛阳耆英会与北宋中期政局》，《洛阳大学学报》，2007年第一期）

王珪、韩缜都与“耆英诸会”成员往来密切。时任中书侍郎张璪为王珪荐引，王珪“尝三荐张璪”，（卷三百五十六，第8517页）张璪可视为王珪“门下士”，而“王宣徽实王相禹玉座主，隂有力焉”，（王巩：《清虚杂录三编》，《甲申杂记》，第269页）王珪，字禹玉，“耆英会”成员王拱辰官至宣徽使，是王珪的座主，今存《华阳集》保留了王珪与王拱辰的三首唱和诗。

此外，王珪娶郑戬之女，（王珪：《华阳集》，卷四十，《丹阳郡夫人李氏墓志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55页）郑戬与范仲淹为“友婿”。（曾巩：《曾巩集》，卷第四十五，《永安县君李氏墓志铭》，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15页）范纯仁是范仲淹次子，换言之，王珪是范纯仁的表姐夫/妹夫。熙宁三年底，“韩绛引纯仁自助”，辟范纯仁为陕西、河北宣抚判官，（卷二百十八，第5304页）范仲淹两位孙婿，即范纯仁侄婿高公尹、高公应，很可能是宣仁太后族人，（李清臣：《宋故冯翊郡太君张氏墓志铭》，《宋代墓志辑释》，第333页）宣仁太后的曾祖父高琼四世孙共七十一人，均连“公”字辈。（王珪：《华阳集》，卷三十六，《高裂武王琼神道碑》、《高穆武王继勋神道碑》，第472页、第476页）

韩缜四兄韩绎娶范雍之女，与宣仁太后从祖高继宣为“友婿”，即连襟。（范镇：《范忠献公雍神道碑》，《名臣碑传琬琰集》，卷二十六，第412页）韩缜娶程琳之女，程琳与程珦为从兄弟，（姚名达：《程伊川年谱》，《程氏世系表》，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程琳长子程嗣隆为庞藉婿，庞藉长子庞元鲁与司马光为友婿，庞元鲁与司马光娶张存之女。（司马光：《司马光集》，卷七六，《太子太保庞公墓志铭》、《庞之道墓志铭》，卷七七，《礼部尚书张公墓志铭》，四川大学出版社，第1551页、1553页、第1576页）此外，张存第四女嫁供备库使任永，任永极有可能出自英宗生母、仙游夫人任氏一族，宣仁太后则是英宗皇后。

此外，宣仁太后爱子、雍王赵颢娶真宗、仁宗朝宰相冯拯曾孙女，（蒋之奇：《赠尚书令兼中书令加冀州牧改封燕王墓志铭》，《宋代墓志辑释》，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376页）而“耆英会”重要成员冯行己则是冯拯第七子。（宋绶：《赠太师、中书令谥曰文懿冯公墓志铭并序》，《宋代墓志辑释》，第120页）

无论是宣仁太后、雍王赵颢母子，还是他们依靠的宰辅大臣王珪、韩缜等人，都与退居洛阳的保守派人士有着复杂而密切的关系往来，甚至因此而与宣仁太后具有某种姻亲关系，而这一人际网络及其政治倾向成为宣仁太后争取垂帘听政的主要依靠力量，也是之后司马光拜相的重要背景，势必影响并且强化了宣仁太后垂帘之后的政治取向，并最终促成了“元祐更化”。

四

李清臣《行状》作者晁补之，与王珪、韩缜同样关系复杂。晁仲衍娶王珪之姑，（王珪：《华阳集》，卷三十八，《都尉借紫晁君仲衍墓志铭》，第516页）韩缜则与晁仲约既是同年，又是友婿，两人娶程琳之女。（杜大圭：《名臣碑传琬琰集中》，卷二十，《程文简公琳墓志铭》，第696页）晁补之与晁仲衍、晁仲约同出于北宋晁氏家族，晁仲衍、晁仲约于晁补之为从祖辈，而且都和司马光唱和。（滕春红：《北宋晁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浙江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此外，晁补之题署姓名时，多以“颍川晁补之”自称，真定韩氏自韩缜父亲韩亿起，便卜居颍川。

李清臣也与韩缜兄弟关系尤为密切。治平二年，李清臣举制科，韩维为考官，称其“有荀卿笔力”；熙宁三年，韩绛宣抚陕西，“奏公（即李清臣）掌机密文字”，（晁补之：《济北晁先生鸡肋集》，卷六二，《资政殿大学士李公行状》）李清臣可谓韩绛门下士，先后为韩绛及其祖父韩惟忠撰写墓表与神道碑。（李清臣：《李清臣文集》，卷十二，《韩太保惟忠墓表》、《韩献肃公绛忠弼之碑》，河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60页、第166页）深陷种种微妙关系之中，再加上李清臣薨于崇宁元年正月己卯（二十三日），钦圣宪肃向皇后“小祥”（十三日）之际，“国是”丕变，这些都决定了晁补之撰写《行状》时不得不多方回护，个中秘辛便隐而不彰。

无独有偶，李清臣也为王珪撰写了《神道碑》，大概作于元丰八年九月辛酉（三十日）之前，恰逢宣仁太后垂帘之初，而宣仁太后“移定策之功于王珪”，“众中止是首相王珪，因奏延安郡王当为皇太子”，而且指定李清臣为王珪撰写《神道碑》，李清臣对于王珪的“定策之功”却避而不谈，显然对宣仁太后的意图持保留态度。（李清臣：《李清臣文集》，卷十二，《王文恭公珪神道碑》，第162页）史称，李清臣“志在利禄”，“一意欲取宰相”，（脱脱：《宋史》，卷三百二十八，《李清臣传》）但他并未迎合宣仁太后而称述王珪，或许就与自己作为当事人之一，即便形势所迫，仍不愿违心地将“定策之功”轻易许人。

反观晁补之所述如果属实，那么，李清臣就是“元丰末建储事”始作俑者。元丰八年，御史中丞黄履所述，很可能就是“枢密院南厅集议”的情形，黄履奏疏表明，因李清臣有言在先，王珪才予以回应，而蔡确、章惇穷追不舍，最终确立了“建储事”，这些都再次证实了李清臣主动出击，率先就“建储事”向首相王珪发难的客观事实。

访闻两府大臣尝议奏请皇子就傅、建储事，王珪转语李清臣云：“自他家事，外廷不当管他。”蔡确、章惇闻之，对众穷其所立，珪不得已，方云：“上自有子。”确、惇乃宣言于众，其议遂定。（卷三百五十二，第8425页）

李清臣所扮演的这一角色同样与其所属人际网络有关。李清臣是韩琦侄婿，韩琦长子韩忠彦先后娶吕公弼之长女与第三女，向太后从父向纪则娶吕公弼次女，因此，韩忠彦与向纪为“友婿”，（范镇：《吕惠穆公公弼神道碑》，《名臣碑传琬琰集上》，卷二十六，第407页）元符末，最为向皇后“所信”。（曾布：《曾公遗录》，卷九，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60页）不仅如此，李清臣与好友孙洙时常出入李端愿府邸，（周勋初主编：《宋人轶事汇编》，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337页）李端愿是向太后的舅父，向太后“以舅甥之故，尝幸其第”。（脱脱：《宋史》，卷四百六十四，第13571页）

事实上，元符末，向太后垂帘之后，首拜韩忠彦为相，绝非单纯的姻亲关系所致，或许就与“元丰末命”时彼此的密切合作有关。宣和初，蔡确长子蔡懋上殿劄子言，蔡确接任山陵使，负责护送神宗梓宫至永裕陵下葬，为此他特意安排母亲明氏入宫，提醒向太后应该留守后宫，以便在自己离京时，可以保佑年幼的哲宗皇帝。

先臣奉诏为山陵使，臣祖母入见，因令奏知钦圣宪肃皇后，将来神宗山陵发引，乞且保佑嗣君，不可远行，宜请皇太妃扈从。（卷三百五十二，第8437页）

李焘认为，“本朝宫禁之严，古今所无”，宰相母妻入宫有时，借以否认蔡确母亲入宫的可能性，但是，李焘的这一理由似乎并不成立，《邵氏闻见录》记载了“丞相吕大防、范纯仁二夫人（非时）入见（宣仁太后）”的事迹。（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页）对此，李焘本人亦有记载，事在元祐元年五月己巳。（卷三百七十八，第9176页）

此外，五月庚申，蔡确为山陵使；七月甲寅（二十二日），“礼部言：‘大行皇帝虞主回京，至琼林苑权奉安，依故事，皇太后行奉迎之礼，今皇太后已从灵驾回，不当行奉迎之礼。’诏：‘大行皇帝灵驾发引，皇太后不从行。候虞主回京，依故事于琼林苑奉迎。’”因此，李焘辩称，“系因礼部申请，诏依故事太后不从”，（卷三百五十八，第8569-8570页）因此，认为提议者为礼部，而非蔡确母亲明氏，进一步否定蔡懋所述，但是，考虑到韩忠彦时任礼部尚书，很可能与蔡确、向太后里外配合，一明一暗，一私一公，共同促成了这又一次的“例外”安排，而“太后不从”也非“故事”。

不仅如此，韩忠彦由给事中升任礼部尚书，就得益于蔡确。“王珪谓迁忠彦太峻，独蔡确左右之”，“忠彦方许确婚，故得确助”。（卷三百四十九，第8368页）蔡确之子蔡庄娶韩粹彦长女，韩粹彦是韩琦第五子，韩忠彦亲弟，后来，蔡庄继娶韩粹彦第三女，其第四女则嫁与蔡京季子蔡條，（赵鼎臣：《竹隐畸士集》，卷十七，《赠特进、资政殿学士韩公行状》）蔡确“令蔡京领刽子入内庭”，可见，在“元丰末建储事”中，蔡京与韩忠彦、李清臣、蔡确、章惇一道，成为向太后的支持者。

事实上，韩忠彦很可能才是幕后的核心人物，毕竟，其父韩琦是三朝宰相，神宗钦定的“两朝顾命元勋”，“立皇子、皇太子者各一，受遗诏立天子者再”，（李清臣：《李清臣文集》，卷十一，《韩忠献公琦行状》，第154页）门生故吏遍布朝野，只是鉴于“故事：建储，皆大臣议定，召学士锁院”，（王巩：《清虚杂著三编》，《闻见近录》，第207页）此处，“大臣”专指宰执，但韩忠彦时为礼部尚书，尚未晋升执政，而李清臣时为尚书右丞，即所谓“大臣”，所以，最终不得不改由李清臣率先发难，相较于宣仁太后，向太后是其儿媳，这在宗法社会的妇姑关系中，已经落了下风，为争取主动，向太后很可能借助自己与韩忠彦，以及韩忠彦与李清臣之间的姻亲关系，转而授意李清臣先发制人，逼宰相王珪表态，蔡确、章惇等人则从旁相助。

“元丰末建储事”前后的政治与权力斗争复杂而隐秘，一般认为，记载这段历史的《神宗实录》先后编修五次，事实上，还有胎死腹中的一次，并未引起后世注意，元符三年正月十二日，徽宗即位，向太后垂帘，三月底，“李清臣到阙”，四月戊戌（二日），向太后“疑蔡京不当出，欲且留修史”，“皇太后但且欲令了史事，以神宗史经元祐毁坏，今更难于易人尔”，四月甲辰（八日），韩忠彦拜相。（曾布：《曾巩遗录》，卷九，第235-236页）由此推断，向太后此次属意蔡京修史，或许就由韩忠彦、李清臣的幕后推动，或许就有意重定“定策之功”，只是因为向太后很快便被迫还政，蔡京也被曾布逐出京师而作罢。